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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信用学会2024年年会暨信用学术论坛于2024年11月23日-24日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北京信用学会常务副会长兼医疗信用专委会主任阮德信作《医疗信用：筑牢健康基石》的主题报告。阮德信从当前医疗信用存在问题、现实实践、未来思考进行了阐述。以下为发言内容。
一、存在问题
医疗信用问题是当前压在很多民众身上的沉重的负担。由我来谈这个问题，也许挺合适的，因我是科班出身的医科大学临床医疗专业毕业的。医学的门槛很高，没学医的人来讲医疗信用，是讲不透的，因为不知道医疗的内在规律；但医科专业的学者，对经济社会学、金融管理学的专业知识有限，又理解不透彻经济社会学的深层次逻辑。把医疗问题放到经济社会的整个大循环、大背景当中来综合考察，才能透视医疗信用的本质。否则，为治病而论治病，跳不出医疗的思维圈子。
我们国家的医疗问题，涉及到每一位民众的切身利益，若要达到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要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与医疗治病和健康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有4个：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这4个部委就像交通警察，各管一段。但对老百姓来说，就是看病这一件事。如何把老百姓的一件看病、健康的事情，作为一个事情放到整个经济社会的大背景当中去考察，是破解医疗信用问题的至关重要的思维逻辑。
医疗的利益链条很长，利益相关者很多，是个马蜂窝；不能轻易去捅，但又不得不捅；因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学者们的智慧和担当。目前医疗信用面临的问题：
第一，医疗的产业观和公益观，界定不清。现在的公办医院或者民营医院，几乎是把医疗当做产业在运作，这是个最大的问题。医疗的公益性成为了医疗机构的一个“门面招牌”，医疗机构的整体的经营性或产业化的制度设计，决定了每个医院或医务人员不得不把自己放入医疗经营机制中参与运转，公益性仅仅是医疗机构为获得较多收入的“门面招牌”而已。
第二，全额拨款和医疗自养，权责模糊。现在的公办医院，政府的拨款大致10%～20%左右，医院和医生需要自己赚工资，为赚每日吃饭钱而揪心。因政府拨款缺口太大，实际上每个医院的院长、每个科的行政科主任，他们每天想的是怎么赚钱养活整个医院或科室的医务人员，每天开门就要面对的保持一定营业收入的现实场景。
第三，治病与赚钱，主次混淆。因上述拨款的现实，医院赚钱是最主要的目标，看病是次要的。治病与赚钱，哪个为主要？主要为看病，顺便赚点钱；还是主要为赚钱，顺便治个病？可能现在基本上是第二个，主要为赚钱。你来了我这个医院，你就是有病，没病你还到我这来干什么呢？你知道我是以赚钱为目的的，你还要来，没病你还来，你来了就说明你有病。尽管有讽刺意味，但实际确是如此，只是不能这样说出来，谁都不愿揭穿“皇帝新衣”而已。
第四，乱象横生，患者看病难看病贵与医院吃不饱饿不死同现。现在医院里面病人越治越多，医院越建越好，医费越来越高，患者看病难看病贵在大城市等三甲医院处处可见。但同时，在一些中小医院或中医院，求医者少、病房空置率高的吃不饱饿不死的现况，随处可见。医疗资源分配不平衡，有病难治与小病大治同频出现。
第五，价值观扭曲。民办医院趋利，这个是民办医院的性质决定的；但公办医院错位，现在公办医院也基本上是以赚钱为主要诉求了。哪怕是中医院，有几个医生从内心深处愿意望闻问切，用手指头把一下脉就开药方呢？若按照医术高超的中医师一把脉就知道病情，把脉基本上可以大致替代西医的CT、核磁共振、B超等检测仪，但他绝对不能简单把脉了之，因为把脉收50块钱就是贵的了，病人是有意见的，说医院乱收费；但给开一个CT或核磁共振，几百上千那就很合理了，你得乖乖去交钱，你心服口服，所以现在医疗现况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趋势。
第六，动力迷乱。中医和西医产生的根源不同，西医的根源，就是资本趋利前提下的一大类技术创新。我们学了《资本论》，西方的创新理论是在资本的驱动下所进行的，所以说“看病”行为，从经济学上不完全是一个市场的买卖行为，购买并付款的病人是没有定价权、没有选择权，病人只能是被动的接受。所以说，西医医疗行为，受资本控制的攻城略地就非常的普遍了。中医，自古以来，主要是修行道士为主要群体，古代行医的人是很穷的，如果哪个行医之人很富，说明这个行医之人修行就不够。现代的医生，一个比一个富，其内在的逻辑、目标、结果是很大差异的。
二、现实实践
从实践上看，医疗信用建设在中国大陆还处于空白状态，尽管在国家卫健委或者有些公共信用数据库，有些医疗信用的数据，但基本是零散的放在那里，几乎查不到有价值的信用资料或信用信息。
尽管在国家公共卫生信用信息库，有个人的、有机构的栏目，但基本上查不到太多的东西；患者家人或朋友看病，没有途径对医院进行评价，甚至投诉最后都到医院或医务人员自己那去了，所以投诉的实质效果不佳。
有些信用数据是对一些医药企业或医疗器械企业的数据，这些医药或医疗器械企业实际上就是企业的属性了，只是从事的行业分类属于药品或医疗器械生产而已。现今，对中医药中草药的管理，相对的比较松散，对中草药类甚至比较混乱。总之，阮德信想告诉大家的是，医疗信用建设实践还处于空白状态。
三、未来思考
第一，怎么把医疗放到经济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思考。因为医疗的产业链是很长的，在医院里面给病人治病这一刹那间，我们希望它有公益性之外，在它的前面全部是产业化的，它必须是产业化的。而医院治病，面对我们民众的时候体现它的公益性，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当然这点也涉及到经济学原理，怎么让它在经济链条中呈现医疗助力经济循环的功能。
第二，临床医疗的公益性价值观问题。去年（2023年），北京信用学会医疗信用专委员成立之际，一位专家做了个统计：全国的医保收上来的总费用，与全国花出去的医疗费用可能还会多一点，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从数字上看，全民免费医疗是有实现可能性的；但是为什么没实现呢？所以说，当前医疗需要产业化，是一个伪命题。
第三，关于差额拨款的问题。教师医生，他们的工作对象都是人，一个是精神知识的传播，一个是身体健康的保障。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群体，要靠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来做事情。若要让这些医务工作者天天想着去赚钱生活，同时要求他把病看好，这种要求是矛盾的。为什么在现今公办学校，几乎看不到有老师向学生要钱的，为什么呢？国家给了公办学校老师们的工资保障，不需要向学生要钱，虽然国家让公办老师们过得不是很富裕，但吃饭一定是没问题的。所以说，要让那些医生们给他10%的拨款，又要他们进行救死扶伤。这怎么可能呢？所以说当前医疗机构经费拨付机制的设计是有问题的。
第四，构建中医药大健康理念。重点扶持中医药的“大健康链”运行机制是关键。随着现在老龄化、少子化，西医仅仅是我们“大健康链”的一部分而已、侧重于“治已病”。中医是解决西医前面的健康链，在他前面还有强身健体的体育运动，还有营养食疗等康养链，这些是侧重于“治未病”。所以说，怎么坚持大健康的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五，引入医疗信用保险机制。我们专委会有一个台湾的学者陈教授。台湾地区那边的医疗保险做得很好，是可以借鉴的。在大陆地区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第六，夯实社区基层诚信医疗保障。现在中国大陆应该做得还行，各基层的社区卫生中心，他们的待遇比照事业单位公务员，而大医院的反而是10-20%左右拨款，所以基层医疗卫生的制度设计还不错，筑起了社区基层诚信医疗屏障。
第七，如何建设“信用医疗”。“信用医疗”加速医疗信用场景应用，打通治疗数据、检查数据的联通共享。信用医疗，现在国家已经在探索和建设，包括国家发改委等牵头部门，但我觉得可能是这些顶层设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不是学医的，不理解信用医疗具体内涵应该是什么，包括评选出来的示范案例等，没有体现信用医疗的应有内涵。信用医疗是什么？现在的一个概念说，能够“先看病后收费”，我认为这是对信用医疗内涵的误读。真实的信用医疗内涵，应该是：到医院去，医生好好给患者看病，病情需要的检查就开单检查，不需要的检查就别给开了。不要把小病当大病，没病当有病。对病人来讲，只要医生是诚信看病，一般都给钱，何况我们现在很多病人都有医疗保险。只有极少数的经济困难的民众出现没有足够的钱治病，这需要有另外一种救济机制来解决，这种情况不应成为“信用医疗”的应用场景的主要内容。
第八，约束资本在医疗领域的暴力夺取。教育和医疗领域有其天然的公益属性，不应成为资本牟利的场所。在中国台湾地区，财团法人机构的非盈利属性成为经营教育和医疗领域的主要承载机构；在中国大陆地区，有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民办非企业机构，可以由其承担经营教育和医疗领域的主要机构。总之，就是进入教育和医疗领域的资本所赚利润，只能用于抵扣经营成本和机构本身发展壮大，不得用于资本利润分红。当前大陆地区，有诸多医疗机构以赚钱为目的，甚至以临床医疗经营为核心业务的上市公司，这些以盈利为目的的医疗集团和企业，严重的扭曲了医疗本身的内在涵义。约束资本在医疗领域的暴力夺取，到了动真枪实刀的时候了。
第九，弘扬传统“医德修行”文化是临床医疗的大课题。救死扶伤、大医大德，匡扶社稷、救渎黎民。中华优秀传统医德修行文化首先应在医疗领域体现和推进，同时，相应的配套制度及时跟进，解决临床医疗人员的“为赚钱而治病”的怪圈。
最后强调，诚信医德、医疗信用，需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指引，构建西医中医相得益彰的医疗信用体系，把牢全民健康的“安全阀”，提振安居乐业的“助推器”。
（北京信用学会供稿，文中内容为专家观点，不代表人民信用立场）
